湖南长沙的吕女士则遭遇了更为隐蔽的套路。此前，吕女士花费39.9元购买了一件打底衫，因超出平台规定的退款期限无法申请退货退款，遂在确认收货后给出中评。商家随后主动联系吕女士，提出可补偿10元，并提出两项要求：先是让吕女士发送“财神图”，遭到拒绝后又转而要求其在商品追评中填写11位数字的“工号”或者“www.123”，或上传双方通话记录截图。
在山西运城从事电商生意的陈女士告诉记者，消费者给出中/差评或退货时选择“质量问题”等有责退货选项，会对商家信誉、分值、平台推荐度等产生影响。因此，部分商家会诱导消费者上传“一眼AI”的图片，要求消费者保存图片后再发到平台对话框内。电商平台会判定消费者发送AI图片“虚假维权”，从而消除差评对店铺的影响，但会对消费者个人账号的潜在信誉评分产生负面影响。
“民法典、电子商务法等大多是针对传统消费纠纷制定的，对于AI伪造证据、诱骗发送AI图片等新型行为，并未明确界定标准和处罚细则。此外，监管部门‘被动受理投诉’的监管模式，使得监管职能的行使乏力，且买卖双方的‘AI博弈’涉及电商平台、AI工具服务商、买卖双方等多个主体，横跨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等多个领域，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不畅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形成执法合力。”任超说。
任超提出，需推动配套法律规则的精细化完善及严格落地，填补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法律空白。一方面，可依托电子商务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工作，明确AI生成内容在消费维权场景中的证据属性、相关主体的溯源义务及认定标准，将AI技术在消费维权领域的非法使用等滥用行为纳入具体规制范畴，并细化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梯度划分；另一方面，应加大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，明确要求消费者提交维权证据时需附带原始文件、拍摄时间戳等佐证材料，商家需提供商品溯源信息等关联证明，通过标准化的证据要求与技术化的溯源手段，保障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张韬认为，应重点强化平台与监管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技术赋能水平。当前，如果仅采用人工治理模式，则必然难以应对海量AI生成内容及相关消费纠纷的处理需求，平台与监管部门需充分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，优化问题发现、分析与处理等全流程的处置能力、水平和效率。具体而言，可借助AI技术的识别能力与大数据的分析预测等功能，构建“以AI管AI”和“以AI治AI”的主动防控与治理体系，不仅实现对已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处置，更能提前预判潜在的风险隐患，并采取预防干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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